本文采用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了中国农村社会中电子商务、企业家精神和性别之间的联系。文章探讨了以淘宝村为代表的新兴数字经济中女性的参与程度和话语权。文章围绕以下问题展开讨论：(1)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和成功如何影响女性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和地位？(2)农村妇女积极参与数字经济活动能否改变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并撼动中国农村的父权制结构？本文认为，妇女在社会经济上的获得赋权并不必然会带来文化与政治上的赋权；通过农村电子商务而产生出来的女性企业家精神，受制于传统结构对女性的限制中。同时，女性在此过程中还沦为受数字资本剥削的廉价且灵活的劳动力。

研究背景
通信技术的创新和电子商务的发展在农村和欠发达国家的扶贫和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越来越多不可思议和“过去难以想象”的互联网用户，如妇女、农民、没有技术的农村流动人口和少数民族，已经“追赶上”了受过教育、富裕的城市网民。农村居民正在利用数字平台扩大他们的经济网络，提高生产力和盈利能力，从而改善他们的生活。电子商务扩大了农村妇女等“剩余”或“辅助”劳动力的就业机会范围。尽管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父权权力结构，许多农村妇女仍在利用现有的信息和通信技术资源做出了生活方式的调整——运用电子商务平台寻求新的生活。
在本文中，研究者关注农村妇女受到的社会包容或排斥，以及性别在电子商务实现过程中施加的限制。将性别作为中国农村数字经济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非附加部分，本研究专注于个体层面农村女性在信息通信技术和数字经济中的的性别化的经验，以及她们如何协调个体在家庭、村庄和商业中的角色重叠。
研究方法
与通常关注市场体系中的经济活动的经济方法不同，政治经济学致力于关注个人和社区之间，以及个人和机构之间相互作用时的权利和责任的道德义务。通过在发展研究和女性主义经济学的现有分析框架中加入性别化的经验，政治经济学的女性主义方法使女性和女性的工作成为经验研究的一部分。此外，这一方法还强调了性别在经济再分配和社会制度中的相关性。
在女性政治经济学方法的指导下，本研究以26个访谈为基础进行定性分析——包括小组访谈和深入的个人访谈——并通过现场访问和参与者观察进行多个案例研究。访谈中研究者通过对话和采访了解了农村电子商务对妇女的影响。研究者同时还询问了有关在线淘宝商店的所有权、管理和运营，以及经营淘宝业务中的家庭关系和性别动态，并特别关注了女性在履行女儿、妻子、母亲和儿媳职责时所扮演的角色。研究者也就同一问题询问了男性和女性(通常是丈夫和妻子)的回答，以获得对中国农村电子商务中女性工作的性别理解和解释。
电子商务中的农村女性
与传统实体行业的老一代创业女性相比，农村电商创业女性更年轻、更独立。她们经常在农家庭院里创建的家庭淘宝生意中发挥关键作用，她们雇佣并鼓励其他女性进入电子商务这一曾被认为是“外部”工作的行业。农村女性电商企业家将对内的家庭生活转化为对外生产，打破了“内”工作与“外”工作的界限。从孩子们玩耍的家和院子里，她们把产品销往全国，并期待着把产品销往世界。本研究的受访女性大多数都是20多岁(或30岁出头)，从外地(邻近的村庄或其他省份)嫁入丈夫所在的村庄。她们中的许多人都有在城市打工的经历，在回到丈夫的家乡开自己的淘宝店时，已经拥有一定的经验、技能(包括使用标准汉语、通过电脑和互联网进行交流)和对城市生活的了解。
农村女性参与电子商务已被证明是克服其在传统父系家庭和农村中的经济、社会从属地位的最佳途径。她们的电子商务创业不仅提高了自身的经济地位和家庭关系(尤其是与姻亲的关系)，而且为解决留守儿童等困扰中国农村社会数十年的社会问题提供了便捷的解决方案。受访的农村女性企业家的淘宝店都是作为家族企业经营的，涉及丈夫、姻亲、阿姨、叔叔、侄子、侄女和其他亲戚。在她们的庭院作坊里，她们作为裁缝、包装工和客户服务人员与其他女性，尤其是带着年幼孩子的母亲，一起工作。这种格局类似于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庭院经济”。女性不再是被动的合作者，而是建立乡村电子商务企业、提升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的积极推动者。
电子商务中的性别阻碍
然而研究中发现，经济地位的上升不一定转化为农村女性文化和政治地位的上升。农村女性对乡村治理的参与是有限的和象征性的。她们在商业世界的活动也是以经营好家庭生活为条件的。与此同时，农村女性又因其的劳动力的廉价与灵活而受到剥削。此外，尽管农村妇女承担着正式、非正式和非物质劳动的三重负担，但她们对家庭财政的贡献往往被忽视，被归功于“男性气质”、“文明”和她们自身的“城市化程度”。受访女性都认同，虽然她们可以驯服淘宝网，但最好还是把村委会这样的政治实体留给男性来管理。“抛头露面”仍然被农村居民视为“不符合女性”的行为。此外尽管在经营企业中扮演着主导角色，受访的女性企业家都表示愿意将自己的企业登记在丈夫的名下。她们愿意被“隐藏”在自己公司的公众形象后面，并愿意男性角色(丈夫、兄弟、叔叔和侄子)与银行、政府官员、供应商、快递员和物流公司等“男性化”的商业世界直接打交道。
针对女性的结构性障碍和性别歧视并没有随着她们获得的经济赋权而被消除。她们仍然被期待符合传统的期望，即女性要服从于丈夫，完成家庭的“内部”工作。在文化和政治上，中国农村女性总体上并不总是像男性那样从农村数字经济中受益。她们还不知不觉地在淘宝作坊中成为廉价灵活的稳定劳动力供应来源。的确，农村电子商务为妇女创造了更多机会，使她们成为微型企业家或在生产活动中作为临时工或兼职劳动者赚取工资。然而，在这些成功故事或就业数字的背后，是女性在传统和父权秩序中的承受着持续压迫。更重要的是，这一过程还展现了妇女和女孩成为廉价劳动力来源的残酷现实——她们在一个薪酬低、劳动力过剩、就业市场不稳定、监管不善的数字经济中获得收入。
此外，从家庭工作这一层面来看，各个年龄的受访女性，包括女企业家们，在电子商务生意没有界限或限制。换句话说，淘宝业务使女性既要履行照顾者的职责，又要成为农村电子商务行业的生产工人。当她们将家庭生活转变为一种生产，并在照顾孩子的情况下从事经济生产性工作时，她们同时在从事生产、生育和护理的“三班倒”工作。私人和公共、家庭和市场、家庭生活和生产力之间的界限被电子商务模糊和重塑，这并非是乡村女性自身所期待的。
结语
“性别被用作一个指标，以检验农村电子商务对定义和管理中国农村居民行为的现有权力结构的影响。”虽然本文对电子商务在改变农村女性生活方面的作用持批评态度，但作者也在年轻一代的女企业家身上看到一线希望，因为她们通过自己的声音和力量，默默地挑战男性主导的事物秩序。这项研究的发现象征着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电子商务市场正在发生的微妙但重要的社会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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